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,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。王容芬之后上书毛,震惊了北京,也给她的人生带来彻底转变。
下面是她的自叙:我的罪名是“现行反革命”,属于政治犯。一九六六年九月逮捕,十年以后,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判——无期徒刑。没过三年,一九七九年三月,作为大案要案第一批改正,无罪释放。什么叫大案要案?凡是刑期二十年以上的都是。其实我这案子就我一个人,连同案犯都没有。我过去的时候十九岁,大学四年级;出来三十三岁。
十岁的时候,我以语文、算术二门课二百分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○一中。这是北京的一所名牌中学。当时我们班里除我以外,档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儿子。别的人手帕都不会洗,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。每个礼拜六我都到六郎庄的泉水边,用大棒捶捶。棉衣棉裤都自己做。学校规定住校,我没住。第一,跟同学没什么可谈的;第二,我也不能住,因为要在家干活。
文革开始以后,我家被抄了三次,所谓刨地三尺。我妈主动迎接这场革命,把她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照相机砸了,算是破四旧。没想到反倒惹了事:销毁特工器材。
我没当造反派。刚进大学的时候,我读过沃尔夫的《马门教授》,觉得历史在重演。我们学校在魏公村附近,平日我常到湖南公墓,在齐白石墓地看书。一天,亚非语系的学生突然扛着铁锹镐头跑过来,把美丽安静的墓地砸得一塌糊涂。我当时就想,这叫“文化革命”?
我们学院党委书记是小红军,十七岁就当县长。他妻子当过我的老师。有一次我病了,就是她把我背到医务室。这样的一个人,完全是基督徒式的共产党员,被斗得……还有陈教授夫妇的自杀,校医室黄医生夫妇的自杀——现在想想他们死了也好,省得受那十年煎熬。我还在街上见到一孕妇被剃光了头,厕所的纸篓扣在她头上,一边抽一边朝她泼浆湖,逼她喊:“我是黑帮……”
那几天,脑子里什么都装不进,就这么几句话绕来绕去。鬼使神差似的,我开始动手写信,给党中央、团中央、团校,还有伟大领袖本人:“请你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想,你在干什么,后果又将如何”;“这不是群众运动,这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!”……
湖南女子带3岁孩子开封行窃被抓,孩子爸失联,亲戚又不管
大人不靠谱,孩子谁来管?
近日,一湖南女子带着3岁大的孩子偷窃一部手机后被警方抓获,女子为了逃避责任,竟把事情推到孩子身上。7月4日,该女子因涉嫌盗窃被开封警方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记者从开封警方获悉,不少“惯犯”为了逃避打击,故意带着孩子去作案。大人被抓后,孩子何去何从成了难题。
事件
母亲带着孩子去偷窃被抓后反咬孩子一口
开封鼓楼振河商城某服装店店主姜女士7月3日受访时回忆,6月23日下午2点多,店里没顾客,她玩手机打发时间,这时一名女子带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来。她还没来得及起身招呼,紧跟着又进来一名妇女,进来之后直接指着墙上挂的衣服说要姜女士取下来看看。姜女士将手机放进收银台的抽屉里,然后开始招呼顾客。
“最多有一分钟,我回头一看,抽屉被拉开了,带小孩的女的也不见了。”姜女士顾不上查看到底丢了什么东西,立即追出去,由于妇女带着小孩走不快,姜女士追了不到100米就追上了带小孩的妇女。
姜女士说,那名女子从手提包里拿出偷来的手机归还给她后,一边挣扎一边求饶,那个小男孩也上来对她又撕又拽,她呼喊其他店里的朋友出来帮忙,然后拨打了110。
双方被带到派出所之后,警方询问得知,女子姓朱,今年31岁,湖南人,小男孩3岁,是她的亲生儿子。对于偷手机一事,该女子一口咬定“是孩子偷的”。
警方调查发现,朱某并不是初犯,今年5月份,朱某带着孩子在许昌偷窃手机时被监控拍下,当地警方在处理时考虑到孩子小,为朱某办理了取保候审,没想到朱某不思悔改,又流窜到开封继续作案。
相国寺派出所案侦大队大队长马尉表示,办案民警在案发现场做了实验,3岁的孩子既够不着也拉不开收银台的抽屉。此外,朱某不但有前科,还违反取保候审规定,民警依法对朱某进行了拘留,并以涉嫌盗窃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
朱某被刑拘后,警方和朱某的家人联系后得知,朱某的丈夫是吸毒人员,常年在外,联系不上,其他家属不愿意照顾孩子,警方无奈之下对孩子进行了妥善安置。
带孩儿盗窃逃避制裁
近年来,母亲带着孩子去偷窃的案件屡有发生。母亲带着亲生儿子去偷窃,究竟为哪般?
我当时认为自己将有一番壮举,郑重地走到天安门广场——我认为那是神圣的地方——向烈士们行注目礼,然后走进当时的棋盘街邮局,从自动售票机买了邮票,贴上,发出,大概一共六、七封。接着走到王府井药店,买了四瓶敌敌畏,把一封同样内容用德文写的信带在身上,出发向东。到了苏联大使馆附近,量好距离,开始一瓶一瓶喝。我当时的想法是,他们会第一个发现尸体,然后,我以死来反抗“文化革命”的事会传遍全世界。我只记得看见窗口有人,好象还听见里边的说笑,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醒来的时候,已经躺在公安医院里了。
刚醒过来就有人审讯。我那时候还不想活呢,把输液的管子拔掉,把瓶子摔在地下,总觉得我的死不管怎么样也能发挥点作用。
在公安医院躺了三天,就被卷进宫德麟模范监狱,收进一号监房。那是个小间,按规定关三个人。后来犯人多了,有时候五个、有时候七个;我去的时候还是三个。房子又阴又湿,全年不开窗,被子上都是绿毛,潮得能拧出水来,一个月放一次风。
进了监狱反倒不想死了。从第一天起我就用冷水冲头。一进厕所。就钻到龙头底下,这么坚持下来一直没什么病。但关节很快肿起来了,肿得老大,站不起来,只能柱着棍子蹭。
我进去的时候,里边已经有二个犯人。后来我才知道,原来也是三个,因为我去挪出去一个——那是个老红军,我下面再讲她的事。二个人,一个是北京远郊区的老太太,刑事犯,可能有人命;还有一个是政治犯,基督徒,这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,人是那么干净漂亮。她原先是燕京大学的学生,老处女。因为有她在,监里只要来了新犯人,都往这个牢房送,知道在她的安抚下,不会搞乱、不会出事。她家里给她送的东西多,牙膏、牙刷、毛巾,她都白送人;新人来了,她让你脱层皮似的逼你洗。那老太太,居然每天洗两次澡;一杯热水,我看着她洗。
就在这前后,牢里来过一个犯人,从美国回来的,马里兰大学毕业生,也是基督徒。我这位朋友觉得那人最能理解她,给她讲经,嘀咕“主在看着我们”等等,做事也不防她。你问做什么,还有什么了不得的,不过给老太太洗脚,跪在地下给她剪指甲,送给别人衣服什么的。其实她自己也相当困难,她的一条裤子上有九十八个补丁,我数过。她把丝的毛的都给别人,给那有人命案的乡下老太太。别人说“你真好”!她说,“我算什么,如蛆如虫”别人说“太谢谢了,一辈子忘不了”,她说,“不要讲我,要谢上帝,是主让我这样做的。”结果,这个老太太,再加上那个马里兰的毕业生,全给她揭出来了,上钢上线。
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牢里,她的父母是宗教领袖。她年轻的时候在燕京读西语系,好象没有毕业,就跟着父母到云南山里传教,施医舍药。她的母亲是天津一家医院院长的女儿,父亲原是皮货商,把家产卖光,跑到香山,点个小油灯读圣经,后来就在香山传教,那一带的人都知道他们。
她父亲是被枪毙的,母亲是无期,后来死在牢里了。她是因为传教而劳教的,你知道,咱们的规定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,但只可以心里信,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。可她总要宣传她的信仰。劳教的时候也不收敛,还说主如何如何,于是被再一次抓进牢里。
她一天到晚不停地干活:擦地、打水、倒尿,让她拆洗男犯的牢服,连裤裆里的蚤子,全一个一个摘出来。她累得腰间盘突出,手都摸得出来。要我看她比雷锋强。雷锋做了什么都记在日记本上,要不我们怎么知道?她干事生怕别人知道,主知道就行了,主在天上一切都看得见。
这基督徒被他们揭发以后,也戴过背铸和四十斤脚铐,是在北京戴的,苏式狼牙那种。这种上铐的办法原先专门用来制服小偷,让他们交待窝赃的地方。真是铐一百个,一百个灵。不上半个钟头就都跪下,哭爹喊娘。这位基督徒后来特别后悔,因为她向上帝请了一个星期的假:“主,我离开你一个星期,请原谅我,我实在受不了了。”她一要求摘下铐,作了检讨。直到今天,还觉得没脸见上帝。她妈骂她:“你不是盐,是失了味的盐!为什么要请假?!”
你不是问政治犯的事吗?这是二个。还有一个,就是我进她出的那个老红军,她十几岁就从家里跑出来了,爱人好象是科学院物理所所长。她是有精神病的,“文化革命”前就有,一犯病就喊“打倒××!××坏透了!”文革开始后就不饶她了:“怎么那精神病什么情况下都没事,就在这里出毛病——现行反革命!”剃了光头,抓了进来。
这女红军从我们这个监房出去以后,一天夜里,不知为什么她又喊起来。看守对犯人说:“你们要革命,捂住她的嘴!”她使劲挣扎,看守问,“还喊不喊了?”“不喊了。”“放开吧!”一放又喊。
跟她同牢房的有个会道门的巫婆,刑事犯,通奸杀夫的。那巫婆有一点八米,又高又壮,一屁股坐在她脑袋上。那老太太没挣几下,就给坐死了。那一夜后来不断地输氧、抢救,还是不行了。
一个红军战士,让巫婆坐死……这是我坐牢唯一一件痛心的事——我要不去她也不会迁出,也就不会死了!她叫韩湘,我没见过她的面。
后来我得了肺病,和另一个肺病病人住在一起,她是个新四军战士……我要是一直病着就好了!可是我很快好了,她没好,弄到山西,跟别人一个牢房。
她也是“现反”,跑到王府井去贴林彪的大字报,逐字逐句批《再版前言》。这是个十足的死心眼,即使在牢房,每到“七·一”——我们在狱里过了十几个“七·一”——她就换上一身崭新的蓝制服,头戴蓝帽子,乘出牢房打水的时候高喊:“今天是七月一日,是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日,我要高呼: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打打叛徒、卖国贼、野心家林彪!”在北京的时候,看守喝斥她几句就算了。我常劝她:“犯得上吗?喊两声能解决什么?那些看守、那些流氓小偷懂什么?!说不定为了立功赎罪反过来治你。”后来她变得明白一点了,只是集体念《再版前言》的时候不出声,看守也没再找她的麻烦。
到山西以后,出事了。那里的规矩,一有运动,每个牢房要选出一个批判重点。她们牢房本来定的是一个老干部的老婆,这女人耍了个滑头,操纵小犯人把火引到这新四军身上。她们抓住她的不出声,逼问她“对副统帅怎么看”。她不肯说违心的活,就死不开口。山西看守把她吊起来打,还逼她在院子里跑圈……那时候她的肺病可能就已经转成癌了,没过多久就死了。这是后来遇见一个难友告诉我的。她说:“没了,那新四军。”
我的罪名是反林彪,按照“登基、大赦天下”的中国老例,反林的犯人“九大”以前都放出去。我于是送进学习班。我当时以为,没几天就能自由了。
我们这个班,和少年犯关在一起。那是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学生犯人,也就是有名的“联动分子”。那帮人,剃了光头,每天早晨天不亮就爬起来,一边跑一边喊:
伟大的导师○伟大的领袖○
伟大的统帅○伟大的舵手○
万岁万岁万岁○万岁万岁万岁○
还演自己编的戏……当时我觉得他们小,我妈送点钱来。都给了他们;星期天军管不在他们就钻铁丝网出去买零食。不料让老师找上了,我只好站出来说,“我让他们去的。”于是发动大家揭批。
批什么?那时候时兴上街游行,欢呼最新最高指示。本来也想让我们上街,后来说就在里边游吧。有一次,可能那指示出乎寻常地新与高,要不就是哪个看守高兴了,把我们都装进敞篷车,从德外黄寺到马甸屯,拉来拉去。
有一次,哥哥也来了。他说:“好好认罪,靠拢政府、争取从宽。”我一听就火了:“我没罪,你是什么人?给我滚,滚得远远的,我永远不见你!”哥哥很尴尬。看守朝我喊:“不许你这样对待革命群众!”我说:“什么认罪?什么从宽,让他好好给我赔礼道歉!”看守对我妈说:“看看你女儿有多嚣张,对你们都这样,对我们还不知怎么狂哪!你知道她判的什么?无期!什么叫无期,脑袋在肩膀上晃着哪!加刑会加成什么知道吗?”我妈吓得跪下了。我说:“妈,你听听他说的都是什么……”妈说:“他说的不对……”看守又喊起来:“你这老太太怎么也这么反动?”
哥哥从此就再也没来看我,考他的研究生去了。他读完博士留校了,现在在伊利诺斯大学教数学。
一九七九年三月,妈和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两位审判员一起到了榆次。他们是来给我改正的。释放的时候,读宣判词:“出于对林彪、‘四人帮’的无产阶级义愤……”我立即说:“我没有反‘四人帮’。”
妈把我接回北京。自由了,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我那年已经三十三岁,只想找点书看,想把这十年来想过的东西清理清理。
但我总得吃饭。我不愿接受补助、接济,法院发给我生活费,外院给我助学金,全都拒绝了。我找了个地方教德文,一小时二点五元。为上户口的事,又和派出所行了一架。不是他不给我上,而是我拒绝上,因为他在“何处迁来”一栏填了“释放”两个字。我的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我说:“什么叫释放?我是平反,你知道不知道?”他说:“你这不明明写着无罪释放?怎么不是释放?”我说:“那‘无罪’呢,你怎么不填?”他说:“管你有罪无罪!”我不要户口了,后来法院出面劝我,才又上的。
当时,外院不接受我。我已经三十三岁,还是他们的学生么?哥哥在法院的朋友出面帮我联系工作,就联系他们主管的单位、工厂,那些地方无论多么缺搞德文的,一看档案都不要我。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所,我报了名,交上去的就是上着铐的时候学《资本论》的心得,凑成一篇挺象样的经济学论文。
你问我德文怎么样了?虽然十三年没摸一本德文书,但在外校、外院养成一种习惯,也就是陈老总说过的“外语环境”——除了刷牙、睡觉,嘴就不许停,无论出操上课,甚至看球赛、逛商店,嘴上老得咕噜着,说梦话、记日记全用德文,整天咕噜,象个疯子,这叫童子功。
刚进监狱,那基督徒和乡下老太太都不爱讲话,我也没办法。忽然一天,远处流氓打架,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特别兴奋,赶快练口语,把他们对骂的话全都翻出来了。看守训话我就边听边在肚子里翻。有了报纸以后,一边看一边翻,整版一字不拉。十三年没断过,连铐背铐的时候,都用德文想事儿。
就算是深陷,我不顾一切;就算是执迷,我也执迷不悔!